提起中国光伏产业那些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布局上游，抢占多晶硅“大战”历历在目。多晶硅的是制造太阳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2005年我国第一个多晶硅生产项目在洛阳投产，当时谁也没想到仅仅三年的时间，国际多晶硅的价格就一路疯涨，从每公斤22美元，一路涨到2008年的800美元。国内大量光伏企业斥巨资涌入上游的多晶硅项目。
本周《对话》，在光伏产业过山车般的沉浮成败中“幸存”的几位光伏大佬回忆起当年的“争上游”，他们将如何回望当时的选择，他们觉得自己做对了吗？
为何光伏圈人人都想“争上游”？
协鑫集团副董事长舒桦：争上游，应该说当时的背景和环境下面确实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来钱快，来钱比较猛，大家一哄而上。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两头在外的格局其中有一头就是原材料长期控制在国外少数大型化学企业手中。当时的多晶硅依赖进口，价格高，供不应求。
我记得当年有色金属协会每个月的统计报表，都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增加了新的面孔，而这些面孔往往都是来自于地产、贸易、纺织等跨界的一些投资，在不拥有技术、不拥有品牌、不拥有成本的前提下，快速地投资了大量的多晶硅产能。
瞿晓铧：不做上游是个艰难抉择
阿特斯阳光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晓铧：阿特斯是长期坚持不做上游，因为我们觉得原材料虽然重要，但是一个公司也只有这么多的精力跟资源，必须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但是真到选择来临的时候，也是挺难的。我记得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是签了多晶硅的长约，行业都是签十年，企业可以用一百块美金拿到多晶硅，你没签到，那你就是三百块、四百块，看每个季度的报表，我们的毛利率永远是15—20%之间，别人永远是30%几，你再怎么解释，投资者也不信，分析师永远说你是三流，因为一流的都是能拿30%多的毛利。这个时候想坚持这样一种理念也是挺困难的，我记得最后一次出现签不签十年长约这么一个选择题，对我来讲，正好发生在2011年4月份，那个时候多晶硅的市价是100美金，长约价是40美金，签还是不签，我跟我供应链副总在电话打了半个小时，返过来折过去的说，最后我说我下不了决心，还是算了吧，30%的毛利率我不要，我宁可跑马拉松，制造业说到底是个苦活，拿到15%—20%的毛利率，但是让这个企业不要有太大的风险，这是我的选择了。
寻找多晶硅曾经像寻宝一样
尚德电力创始人施正荣：2004年国庆节，德国的朋友请我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在山里头有高纯度多晶硅，我说好，我去看看。我从上海坐到莫斯科，莫斯科半夜再坐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简直就像坐坦克，轰轰走到那儿早上两点，第二天带我去看，开车13个小时来回，到山里头。结果我非常失望，因为不是什么高纯度多晶硅，是冶金级多晶硅，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当时寻硅跟寻宝一样。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那个时候拿不了料就开不了工，到什么程度，满世界找半导体产业用下来的那些，比如表面涂了涂层的硅片，回来把表面洗掉，把里面所谓好的硅料拿来用，一公斤的料要洗几千片，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挖地三尺把多晶硅料找出来。
高纪凡：放弃多晶硅项目三个晚上没睡着觉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我们2007年在连云港签了要投资一万吨多晶硅的项目，和地方政府签了合约，我们的一个副省长还参加了奠基仪式，十亿美金的项目。但是后来这个项目没做。
陈伟鸿：那是什么原因？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我们请了一个美国公司，是全球做多晶硅的整体解决方案，到他总部去参观，一看，他跟我讲一共是有多少吨，当时一看这个数字我就傻了，他说的数量，比我们未来的需求差三倍以上，我就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干了，为了这个事情，我三个晚上没睡着觉。
陈伟鸿：那这该怎么收场，签了意向书，也举办了盛大的奠基仪式，省领导也都来过了。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后来我跟领导去说，什么原因我不干了，当然他对我表示理解，但是后来我给连云港政府也做了一个交待，我给他引进了一家想做多晶硅的厂。给他引进去了，我就退出了。
“争上游”让中国摆脱了对国外的依赖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我倒是很赞赏这种争上游的精神，因为光伏产业到目前为止仍然主流还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而且当时占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时候我们这些争上游的企业站出来了，因为当时世界七大传统的多晶硅厂，没有一家给我们转让技术，根本不跟你谈合作。我们通过自力更生发展起来。到现在我们多晶硅的产量世界第一，占全球47.8%，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应该说中国光伏产品价格快速下降，和原材料的快速下降是息息相关的。
